雅瑪文閣-- 三國志之輔佐劉備

第三○九章　改革成敗

中國在秦、漢以前的三代，社會形態主要是封建制度，階級劃分十分嚴格，不容混淆。自戰國至秦、漢之興替，由於戰亂連年，國家求富強之需要，乃傾向以人才為本的措施。一旦太平之世，統治階層為便利掌握政權，在社會上再度實施類似封建的階級制度，歷經兩漢四百餘年，形成四個主要階層：士大夫、編戶齊民、依附人、奴婢。

士大夫還劃分為世族高門和寒門庶族，等級區分極為周密，毫不含混。

編戶齊民多為一般戶籍百姓、因亂流離各地的浮浪人或雜營戶，在朝廷安撫下從事農、工、商等業，是朝廷賦稅力役的主要負擔者。

依附人包括有部曲、衣食客、個客、蔭戶、門生故舊、僮僕等，投靠豪門後可免附政府力役，使朝廷與豪族間形成『戶口』爭奪的衝突，而朝廷也有因故依附的兵戶、營戶、工匠、吏員等，經放免可上昇為自由編戶。

奴婢則是沒有任何人身權利和自由的隸徒，包括生口、長徒、隸戶等名目，待遇十分悲慘。

士大夫階層享有政治上絕對優越的地位，社會上擁有崇高的聲望，經濟上握有雄厚難匹的力量，又是文化傳遞的代表。這一階層主要有三類：開國功勳集團和累朝姻戚；憑藉雄厚貲財崛起的豪門；『經學傳業』和『禮法傳家』的累世公卿。

兩漢崇尚儒術，經學昌盛，加上朝廷取士，多以徵辟和郡國推舉為主，莫不以經學瞻富者為上選，習經乃成為干祿捷徑。有獨特見解往往成為名師巨儒，對授經限制甚嚴，又有將獨門之祕傳子之習，因而累世相傳，歷數十百年而不墜，造成有累世公卿情況，如孔氏自孔霸起，七世中任卿相牧守者五十三人，列侯七人；餘如桓榮三代為五帝師，弘農楊震四世為太尉，汝南袁安四世五人為三公。

這類勢力積久形成『門第』，除累世家學及致仕，又授徒講學，廣收賓客，注藉弟子往往以千百計，形成門生故吏遍天下的現象。國家又在其把持下造出兩種制度，作為保障其特權的工具：一為『任子制度』，使子弟能憑父祖餘蔭而致仕；一為教育制度，使子弟優先入學受業，方便取得參政的機會。

世族大姓和閭里豪強，又多喜聚族而居，形成土地和財富集中，連帶周圍有越多依附人。經濟和政治力量互為犄角相輔，加速這一階層壟斷政治和雄踞地方的實力。漢末大亂，戰亂頻仍，這些世族豪強聚族自保，逐漸形成割據勢力。崛起的各諸侯，除了本身具有一定實力，往往也要拉攏這些地方豪強，如曹操拉攏許褚、李典和河北諸名士，孫策籠絡吳中四姓，劉備得糜竺和荊、蜀士族的支持，才能形成現在三足鼎立的的局面。

施政以人為本，舉才為政治鞏固的根本。東漢的選舉制度既以『經明行修』為主，這種標準又非臨時考核能得，因此鄉黨評議成為重要依循，後來逐漸發展由少數號稱專家的『名士』以臧否人物為務，進而變成『權威』，往往左右政府取士，稱為『品題』。如鄭泰評議，出口定論；許劭及管輅更為有名。但是一般主持鄉閭評議的名士，常是出身豪門大族，變成政治壟斷，結成朋黨，不僅有礙政治集權，更對社會、民生造成反向的畸形發展。

這也是群雄並起，逐鹿天下時必須考慮的因素。沒有世族豪強支持，難成氣候；太依賴了又會縛手縛腳，不利發展勝出。呂布初興，曹操連敗；後來發生饑荒，呂布強劫世族之家，終導致離心結果，曹操苦撐待變，最後在世族支持下勝出，此不言而喻。

但是鼎足之局形成，要在各方面取得優勢，就得在各方面作改革，首要的就是政治方面。蜀漢的成功，在於有『轉世麒麟』的規劃，能成功的運用其『前世』經驗，找出合理而適切的取代方案，不僅拔擢人才，並且在社會、經濟、民生等各方面，作出廣泛而中肯的革新措施；而其一切的規劃，脫不開以『法治』為本，以民為主的思想。反觀曹操和江東的改革，『人治』的傾向很重，又汲汲於權力的掌握和集中。在曹魏，往往繫於曹操一人的喜怒之間；在江東，卻受到世家大姓的掣肘，亟思整頓不果。結果，和蜀漢改革的結果也相異，都不約而同的朝反方向偏離而去，最後或者動搖了統治基礎，或是削弱了統治力，終於在戰場之外的競爭中，落居了下風，註定成為輸家。

曹操父親是宦官養子，自然為世家高門所輕，曹操對他們無形中也相當仇視；加上個人野心，在得勢之後，更想集大權於自身，對朋黨清議自然極為忌刻。建安十年，他首次發布破除朋黨的詔令，使楊、袁諸氏都遭摧殘誅除，孔氏子孫孔融也因名重當世、賓客盈門而被藉故殺害。這次是第二次，使許多世族人士遭到罷黜。但由於世族的根基深厚，在社會上具有廣大的潛勢力，迫使曹操不能不加以重視，仍在形式上保留鄉閭評議的舊傳統，藉以懷柔世族，好轉化其敵對立場。

孫策立足江東，於征討平定諸郡後，便積極羅致人才，安定政局。由於五大家擁有極多的部曲徒附，實力雄厚，孫策積極籠絡，把叔父孫靜的兩個女兒分別嫁給顧邵和全斌，又親拜顧雍母於庭前，此舉博得各世族的真誠擁護，南渡諸賢也受征招出仕。於是結合南北建立一個內部團結而賢才輸誠的穩固政權，如張昭、魯肅、諸葛謹、步鎆、張紘、滕胤、劉惇、趙達等皆為一時俊彥。

但是籠絡世族付出的代價，長遠來計卻弊大於利。一則世族最注意的，是自身榮華、地位的維持和延續，其次才是對主君的效忠，甚至以把持政、軍的方式，對主君造成脅迫和忌憚；二則暗地裏北方大姓和南方士族仍不時有競爭，在孫權接位後更轉而半公開，政、軍權力由兩大集團輪流掌握，孫權不思反制，積極培養人才，卻以權謀方式挾其兩端，取得均衡。如此造成政、軍權力的壟斷和風氣的保守，與整個現實環境更為脫節。

相較之下，陸羽改革的成功，在於創立出客觀的考試方法和教育制度，來代替評價人物的選舉制度，打破世族壟斷。同時為免人才埋沒，陸羽規劃的教育制度中，在財政上挹注相當的本錢；固然在初期限制了其發展和進步，但是以長遠的成效來看，其卓著則無庸置疑。就連一般百姓受過基本教育後，無論是工業技術、商業技巧、農業改良、軍事訓練，都擁有較優越的素質和水準，從而帶動了整體的進步和繁榮。

在社會上，曹操和孫策仍沒有意識到『人生而平等』的概念，對平民所產生的影響與刺激，所以在其統治下，仍任由世族豪門割據地方和壟斷地位，享有免除徭役和輕薄賦稅的特權，以致豪門連棟以百計，膏腴滿野，貧無立錐之民所在多有，使一般百姓只求溫飽而已，相當缺乏進取的志氣，社會因此瀰漫苟安氣氛，所謂的改革變成徒具形式。

此時大歷史的走向，仍在某種程度上照常出現。建安十三年，公元二○八年，大戰結束後不久，曹操在毛玠的建議下，採用變通諸端的『九品中正制度』，由中央任命評議的中正，負責品第人才優劣，以有效控制鄉里清議。但是這種作法依舊『人治』的氣氛濃厚，同時品第的方式包括了被評人的家世和才能道德，忽略了被任命的中正其實有不少仍是出身大姓世族，以致後來逐漸形成黨同伐異，擅以喜怒昇降的情形出現，並且朝向專重家世、不重賢才的情況，對於政治和社會的影響也越來越大。

江東方面，初時孫策採用張昭的建議，實施檢括和土斷之法，讓渡江避亂而來的流民得到戶籍，成為政府編戶；但是由於政權普遍操在世族之手，得以上下其手，將壯者紛紛隱匿為自家的依附甚至徒隸，弱者方釋為編戶。此舉招致流亡者益多，甚至逃入山中托依山越。之後孫策致力弭平山越，降民部分收編入伍，部分發為屯田，但更多為豪族掠為部曲和佃客；佔有的土地也多半落入世家之手，招致中下階層的普遍不滿。另一面，雖然江南富饒，政府賦役卻越趨煩苛，致使一些較窮困的地方，百姓寧可蔭附豪門為佃客，不願為朝廷編戶。待孫權接位，又縱容部將殺害有錢官兵，掠奪貲財為用，使一般民眾深感不公平的壓迫之苛，不免思及反抗，使社會處於不甚穩定狀態，在孫氏統治後期連續爆發數起民亂，最後都被殘酷鎮壓，流離死亡者固多，間接遭難者更以倍計，以致魚米之鄉『千里無煙，人邗罕見，白骨成聚，如丘隴焉』。在朝者好大喜功又不願費心養士取才，更讓社會淒慘的情形愈為惡化。

在經濟上，建安九年，公元二○四年，曹操頒布以實物納租稅的法令。但隨著軍費支出的浩大，雜稅項目越趨繁苛而徭役更加煩重，使一般編戶漸感不堪，每每導致貧者賣妻兒或自縊，如遇水旱兵災，流亡他地致困頓死亡蔽野，或遁入山谷採草葉為食者不乏其眾；相較於世族豪貴的奢侈放縱，免役安逸，形成強烈對比。結果造成百姓或懼為朝廷編戶，寧肯流亡；或蔭附豪族為生，卻遭剝削而依舊勉強維生。說起來很悲哀，在曹魏統治下，所以能讓大部份百姓維持最低生活，不致導致社會、經濟崩潰的原因，在於戰亂頻仍減輕了人口壓力，變相的使糧食能在一定程度上勉強供應無缺。但是人口大量減少，並沒有讓活著的人得到更多土地，因為大量的棄田與荒地都被朝廷與豪族取得佔有，或分配給流民承租耕作，或派蔭附之戶負責。同時一般人民日常飲食的粗劣不堪，與豪門大姓的豐腴精緻，同樣有強烈的對比。

孫策立足江東，此地自漢漸次開拓，加上天下荒亂，北方人民避難渡江者波連不斷。在第一次大會戰後，劉、孫議和，原來盤據廣達九郡的山越族南遷，於是北抵長江、南達閩江、東至大海，西到贛江的山區險阻之地，凡有山河森林之饒，幾乎都被各大世家豪族公然兼併。為免戰敗引發動亂，孫策只能選擇先視而不見，想待穩定再行改革。目前只能在安定中求發展，冀望先以經濟的提昇，弭補政、軍方面的缺憾。

在孫策的銳意經營下，設署典校尉及都尉，鼓勵墾殖荒地，普遍推行屯田，僅會稽傍海帶湖的良田便達數十萬頃。商業隨之而興，在建業設有兩個大市，商賈雲集，貿易船隊和往來東南及東北海域，及於出雲（朝鮮）、倭國（日本九州）、呂宋、爪哇、甚至澳洲，大都結合強大水軍巨艦，乘機征討佔領。至於西南方的絲路，在與劉備軍取得協議後，劃分合理的海上勢力範圍，只要在劉備軍佔領的日南、麻六甲（新加坡島）等地，繳交一定關稅後，便可往來貿易；同樣的，劉備軍若要向東南、東北貿易，也得向孫吳繳納關稅。

只是江東的富裕繁榮，卻是建築在貧富懸殊情況的假象上。由於階級不平等，南北世族在此恣意拓展私產，競奪公田，侵佔或強行吞併農民耕地，又封山圈澤的設置田園，裝飾假山陂湖勝景，供私人享樂。恃於財富權勢，各大世家又壟斷商業富利，連地方官吏也兼營商業，甚至官職也成了商品，民間小商只能賺取微利，卻聊勝於務農；只是商稅十分煩苛，世家不但可免關市之稅，又以高利、幣制之端多方盤剝，以致商業鼎盛的情形呈現崎形發展，小民未富而窮者愈貧。

相較於陸羽主導下的經濟改革，劉備軍轄下的一般百姓，生活卻越來越好，從而吸引了不少百姓從曹魏領地和江東冒險越界而來。固然因此遭處死或流放者不少，卻有更多的人成功，獲得生活待遇的改善。從建安十三年至十八年，短短六年間，便有超過二百萬的人口，從冀州、并州、司州、甚至遠從徐州，透過各種方式，大部分流向了雍州和漢中，少部分遠至涼州和益州，還有人冒險從水路輾轉一路到交州的。

在道德層次上，由於歷史經驗的不足，曹魏和東吳的改革，並沒有注意到這個影響，結果上行下效，無形中使政治和社會的風氣，愈趨於短視近利而重視現實，缺乏理想和操守，動搖了統治根基。由於士族主要是經學傳家，重視節行，蔚為門風家法；固然有道德不一定具有政治才能和治國謀略，多少卻對社會風氣有所俾益；所以士族的敗落，自然使社會失去道德瞻依。

曹操崛起之初，打著維持漢室江山的旗幟，積極籠絡中原的世族豪強，才會獲得支持；等到權力穩固後，卻採取『循名責實』的法家精神，公開聲明唯才是舉，不重名節，全力摧殘士族、打擊豪門。雖然因此提拔了不少才士，卻與傳統禮法傳家的士族有所扞格，因而形成政治上的對立。如第一次三家大會戰，曹軍的關中主力軍失利，河北士族與庶門才人暗中爭鬥也是原因之一。

世族本來就是家族至上，然後是名義上的主君，再次是中央政府。曹操卻以『權術』自喜，無兼人之量，深惡名節之士，更促使有權力慾的士人失去節操，有識之士卻灰心失望而不求聞達，導致日後政權遞嬗，政風敗壞，篡奪殺戮之事一再發生。

東吳的孫氏政權也差不多，同樣政風日漸敗壞。初時為鞏固統治，孫策採取高壓與懷柔兼用，頗能維持穩定。但是一再受挫於劉備軍，多少招致出力頗深的世家豪族不滿，此時孫策又以強固中央、抑制割據勢力為務，積極支持北地賢才，江東大姓屈抑怨憤之下，掀起數次政爭或亂事，失勢後仍維持一定權利財富，轉而沉湎於榮貴逸樂，不再對政治懷抱理想熱情，間接導致政治教化的失序。

雖然北方有郭嘉、南方有魯肅等，都建議曹操、孫策，倣效陸羽的作法建立書院和武院，以培養人材；但是所謂『畫皮畫骨』，雖然從外表看可以很像，但內在的精神卻差得多。在北方，曹操認為領地人口眾多，尋找人材並不難，又在主觀上認定，傳統儒生的道德和才能和社會嚴重脫節，反而缺乏治國能力，不如直接取才較方便。曹操本人又多疑善妒，刻薄寡恩，總以法治之名行人治之實，反使有志者寧可設法投奔敵營。孫策雖有度量，但世家豪門恐政權為寒門取代，也多方藉口阻撓。

再者，要成立書院，並非理想中的容易，凡是教材、師資、重點、目標等，都具有相當的重要性，需要互為配合；否則東漢以降，無論公立或私立書院，不在少數，再行成立似為多此一舉。比較起來，這也是陸羽成功的原因。

為了打破世族壟斷政治等權力的局面，陸羽針對時弊，著墨於書院的在於『邏輯』和『道德』。『邏輯』激發個人思想潛能，鼓勵在其擅長才能上發揮，無論政、農、工、商等，皆能提出針砭或創出新意。『道德』則是對學子施以類似『洗腦』的節義觀念，鼓勵其操守和理想，進取益民而不慕榮利，好使得政治、社會的風氣為之煥然一新，朝氣蓬勃。

要達到這兩個目標，所需要的教材絕非當時的經學所能提供，何況許多經學屬於獨門祕授。只有具備『前世』記憶的陸羽，根據當時的水平，編出的『陸氏十策』，包括數學、物理、化學等有助於邏輯思考的訓練，又有經學、史地、甚至觸及組織管理、醫藥等，能達致此一目的。至於師資，由於漢末大亂，許多逸士賢達避難荊、益，受『陸氏十策』的吸引，感於陸羽的誠意，加上本身原來就對政治抱有一定理想，所以大都一拍即合，願意從陸羽學習，然後為書院教授或武院教習。後來陸羽甚至不拘一格的成立女子書院，起用包括自己愛妻在內的才女為講師，以致日後在各行業或專門技術上，陸續出現成就非凡的女子。

第一次三家大會戰後，三方皆亟思改革，但最後的成敗和成果，也決定了最後到底由誰勝出，主宰江山。